FB体育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信息传播学院吴廷俊教授将新闻教育性质的职业性和教学方式的实践性作为新闻教育的精要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指出精要的遗失是当前中国新闻教育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革，结合中国实际，选择学校与媒体联合培养新闻人才的方式。具体措施有：第一，建设一支两栖性专业教师队伍。新闻专业课教师应该象医学院的教师那样，走上讲坛能授课，走进诊室能治病。第二，重新调整教学内容，强调新闻精神和职业操守。新闻专业除了原有的新闻史论和新闻业务课之外，应该增加甚至加强新闻伦理与法制、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方面的课程。第三，合理安排教学环节，突出新闻实践，加强动手能力培养。专业基础课采取讲授与讨论结合；业务课则以新闻实践为主。
第四，优化培养结构，新闻专业以本专科为主，上到专业硕士，培养少量博士，以从事新闻研究。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对于国外进修与新闻实践、新闻学的学科定位、新闻学研究、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等新闻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教师一定要有实践背景，这样有助于优化新闻教育队伍，对于解决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脱节的问题可起到积极作用。他同时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新闻学科的创新太少，应该有更科学更完备的体系来评价新闻学理论研究的价值。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强月新教授提出，处在急剧变革时代的高等院校应该把国际化、现代化和特色化作为新世纪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其中，国际化是新闻传播学教育不可逆转的趋势，现代化是新闻传播教育的不懈追求FB体育，而特色化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不变中心。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国际化、现代化和特色化进程，是一个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统一过程。构建国际化、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的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是新世纪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方向和重点。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卫东教授对新闻学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关系，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被引进之后，为新闻学科的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同时，他对专业教师队伍的实践经验和学生动手能力如何提高、招生规模大和毕业分配难之间的问题、媒体与学校的关系、职业操守和谋生手段的关系以及实践教学等新闻教育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取得的成绩：摆脱“新闻无学论”影响，确立起应有的学科地位、遵照学术规范，形成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坚持服务实际，在促进新闻实践和传媒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指出了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新闻无学论”影响依然存在、学术研究尚缺乏严格规范、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提升；论述了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未来的发展思路和方法：确立更加开放的指导思想、建构更加科学的理论体系、采用更加规范的研究方法、形成更加严谨的学术风气。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黄瑚教授针对新闻教育界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科研轻教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虽然改革开放30年间，为了提升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论文，同时也吸收借鉴了传播学的知识，然而新闻学科毕竟是一门实践学科，新闻教育界在实践方面侧重却很差，很多教师实践精神淡化，将所有精力用在撰写论文方面，理论与实践如此不协调将影响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时，很多教师都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关注自身发展常常多于考虑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此外，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新闻教育培养当中缺乏职业精神的培养。学生业务素质较高，基础很好，但是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比较差。学科地位提高了，但是没有形成清晰的体系来规范如何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因此，新闻学学科地位的提升应与建立明晰的学科培养体系相协调。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所所长陈力丹教授回顾了30年来我国新闻理论教材结构缓慢的变化过程，新闻理论教材从政治要求到回归新闻学本位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也成为新闻理论教材的内容长期落后于新闻传播业的实践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我国新闻理论教材在基本概念构成方面需区分“新闻”理论和“新闻业”理论，厘清传媒的基本职能，将“新闻价值”作为新闻理论的核心概念，同时还应科学地论证新闻自由问题。推动新闻理论教材回归新闻学本位的根本动力，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持续改革，因而，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同时，也要尊重结构、风格的多样化。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他认为，我国新闻理论研究30年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1978年底至1992年在南方发表谈线年代初南方谈话发表至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的第二个阶段，从十六大召开至今的第三个阶段；呈现出思维方式从封闭走向开放，研究视野从狭窄走向开阔，所涉内容从单调走向丰富，所用方法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四个基本走向。30年来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成果的学理性内涵尚有欠缺；新闻理论研究尚缺乏应有影响力；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尚缺规范性等等，这些都需要新闻研究人员进行深入地探讨。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曾建雄教授分析了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新闻学本体理论研究的弱化，有关论文较少，有质量的论文更少；传媒经济研究不断强化，这方面的论文以井喷的趋势发展，但是低水平简单重复，缺乏深层次的研究，没有彻底解决相关问题；传媒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在逐步淡化，学者个人更多倾向于业务研究，与业界关系密切，但缺乏理论色彩，真正能做出理论高度的研究也很少；新闻学业务研究被边缘化，研究的边界在模糊化，交叉性的研究越来越多。对此，他鼓励学者多做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刘洁教授在新闻学寻求新出路的大背景下，分析了新闻学的学科定位，认为新闻学兼具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的特点，应把中国新闻学学科融合分为“学科大类的融合”和“研究对象细分后的学科融合”两个阶段，指出在融合过程中出现的“理论缝隙”和新闻学学科边界模糊现象应引起警惕。她认为，新闻学兼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特质，是科学、艺术和手艺的结合，要求其研究方法应该更加多元化。另外，她还提出要防止把新闻业务这一新闻学科重要范畴贬值化的倾向，要应将其放在重要位置。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新闻传播系张咏华主任通过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若干高校新闻与传播教育展开的调研，提出在教学思路、教学内容、评估手段等方面的启示。她认为我国新闻教育应当进一步强调这样三点：一是对新闻职业精神的培养；二是对新闻专业能力的培养；三是拥有全球化、国际化视野。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雷跃捷教授从新闻实践角度提出要把握舆论引导特点，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他认为，我国的舆论引导工作在新形势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即市场经济体制促使舆论引导主体发生变化；社会舆论多元化促使舆论引导的对象发生变化；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促使舆论引导的方式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促使舆论引导环境发生变化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呼唤着舆论引导工作的新格局和新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具体可从几个方面入手：1）从更新新闻宣传观念入手，打破以往封闭陈旧的新闻宣传观念，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新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2）从研究和建立传播者和受众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研究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3）从建立制度入手，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机制，争取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强透明度，牢牢把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4）讲究舆论引导艺术，精心组织重大主题宣传。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樊亚平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学的发展历程正是众多学者以各自努力保卫新闻学的过程，进而对该过程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发展新闻学”中“保卫新闻学”，在“保卫新闻学”中“发展新闻学”的观点，同时列举了今后“发展新闻学”的几个方向和思路，例如构建新闻理论体系、讲求新闻学术规范、注重新闻关系研究、提倡“学术考古”意识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涂光晋教授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指出新闻评论的发展既体现在它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上，也体现在其自身传播系统的扩充与变化上，包括新闻评论由报纸向广播、电视、网络等其他媒体发展，评论功能从舆论引导、舆论监督向舆论集散、舆论整合延伸，以及评论作者从新闻从业者向公众、专家扩展。中国新闻评论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化与时代的进步；新闻评论本身的变化，也成为社会变化、时代进步最直接的体现者。而这中间折射的问题，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和重视的另一种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盛希贵教授总结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新闻摄影业务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从党报新闻摄影的报道机制变革、“图文并重两翼齐飞”办报方针的推进和深化、都市报新闻摄影实践对新闻摄影业务的推动三个主要方面，回顾了新闻摄影业务的发展与变革，并针对新闻摄影业务面临的问题提出要遵循新闻摄影传播规律；要重视新媒体、新技术对新闻摄影的挑战；要进一步提高国际交流合作能力；要考虑报网结合的未来媒体发展趋势，为新闻摄影从业者参与新闻竞争开拓新的领域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征教授从报道选题的拓展、报道时效的提高、选题禁区的突破、报道模式的更新和记者工作方式的变化等五个方面的突破，回顾了三十年来我国媒体新闻报道的演进历史，总结了新闻报道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从中透视了我国新闻业的功能转变的轨迹。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系白润生教授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历程，总结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在新时期发展的两大特点：其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有明显增加，而且研究水平有大大提升；其二，由于研究领域的扩大，成果增多以及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介入，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他指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兴起与发展改变了过去只研究以汉语文为载体的新闻传媒的单一格局，对于完善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新闻系唐远清副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三个发展时期，并分别论述了各个时期新闻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及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还没有灵活处理好新闻理论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受到了“左”或右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干扰；新闻理论界学术规范的意识还不强，遵循学术规范的自觉性不够；新闻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有待提高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大玖针对中国学者对中国与海外华文媒体之间的关系、海外华文媒体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基本功能等方面的研究较少，定位模糊等现状，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海外华文媒体的特殊性、功能与作用进行了一些探讨，强调了海外华文媒体作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在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消除误解，减少文化冲突方面的重要作用。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赵中颉教授和蔡斐博士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提出将“新新闻主义”，即专业主义作为专业媒介素养教育的当今指向。强调在中国语境下，新闻教育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媒介生态和中国公众的现实条件和需要，以专业媒介素养教育促进国民媒介素养教育“三位一体”框架的构建，最终达成媒介与公众的共生与良性互动。这既是我们在日趋复杂的媒介环境中关注媒介素养水平的前提，更是我们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强调媒介素养水平的目标，最终达成促进国民媒介素养的整体提升。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高卫华教授提出，当今世界跨文化传播以及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交流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势渗透，向新闻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研究课题：重视并分析新闻传媒业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功能作用及其问题所在。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的一个新落点，也是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一个新拓展。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传播，如何充分发挥新闻媒介关于社会环境的监测功能，更好地发展地区、民族和国家的新闻传播手段，有效地传播民族文化，积极维护民族文化与国家形象、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新闻学研究理应为此提供可行性思路与对策。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媒研究所赵建国教授对“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一新闻界的习惯说法再次进行了深度辨析，指出今日的新闻虽是构成明日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构成明日完整的历史，要求新闻把历史的全部内容记录下来的想法不符合新闻规律，历史也拒绝把自己变成新闻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润泽副教授认为，目前业界对“新闻期刊”的界定比较随意，一般有两种倾向：一是比较宽泛，泛指与新闻报道有关的期刊，包括时政类、文化类、政经类、文摘类等；另一种则比较严谨，专指以时政事件报道为主，甚至有学者提出其新闻报导的篇幅应占全部版面80%以上的量化标准。而三十年来的新闻期刊发展道路集中体现了中国新闻媒体从计划时代到市场、资本时代的大转变。
运城学院中文系程栋副教授通过对河北省1家省级报纸、11家市级报纸的报业数字多媒体应用情况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分析研究河北报业数字化现状，并以该省份为例，探寻地方报业数字转型战略的发展方向，为地方新闻网站的建设提出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即从受众需要角度出发，改变传统企业从自身向客户的价值链方向，构建从客户向媒体的逆向产业价值链，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建设地方新闻网站的多元化综合服务平台，为受众创造更好更便捷的全方位服务，这才是报业数字化战略转型、提升地方新闻媒体品牌竞争力的不二法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唐铮认为研究新媒介事件在发展过程中舆论管理力度的变化，对于了解中国新媒介的现状FB体育，以及在中国社会下对公民权利产生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而通过建立坐标模型的方式，可以体现网络的变革力/解放力由于议题性质的变化和舆论管理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时，根据模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公众对新媒体事件的关注和分析，成为政策和体制内受到规范和约束的行为。因此，在新的网络时代中，新媒体事件能够体现出部分的进步，不过，传统政治与行政力量仍然是最终的决定力量。
中央财经大学传媒经济研究中心谭云明副教授认为我国目前的传媒经济地理谱系具有不均衡性，存在“高地”、“洼地”之分，而这种传媒经济地理谱系的不均衡性，有可能挫伤中西部区域发展传媒产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影响中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发展格局。因此，国家及各地的行政部门应从政策、资金和技术上对传媒“洼地”进行支持，打破行业及行政壁垒FB体育，走科学和谐的发展之路，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更喜讲师针对中国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以理论教学为主要特色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就业市场的现实需求，也不符合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的现象，提出了建立二元分类教育培养考核评价体制的思路，即把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分为科研型和实务型，各有侧重地进行招生和培养。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晓灵讲师提出，由于教育产业化浪潮和社会转型的刺激，中国当代新闻教育在跨越式发展之后，却陷身于功利主义、学院中心主义和评价体系的集体无意识症候之中。通过与美国新闻教育的对比，他认为中国新闻教育应该理性发展，拒绝功利主义，在高度的专业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意义烛照之下，建立多级新闻教育体系；强化新闻教育与新闻业界的联系；建立“学”“术”并重的评价体系，以推动中国新闻教育新世纪的良性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谢金文教授认为，报道价值与宣传价值会有很高的关联度，因此当我们在新闻与报道之间划上等号或近似号的时候，也就很容易在新闻与宣传之间划上等号或近似号，把宣传要求作为新闻报道的要求，按宣传价值选择新闻、编排新闻版面或节目。仅依据宣传者的需要来确定报道价值，很容易进入有报道而无效果的境地。现在在判断报道价值时，须把新闻价值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新闻系刘行芳教授认为，随着时局不断变化和媒体竞争不断加剧，新闻策划之说再次走上前台，新闻报道变形走样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威胁到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建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媒介获得公信力的基础、前提和根本保证。在信息作用日益突出的今天，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必须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认识层面、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切实加以解决。新闻学研究为此目标提供理论支持责无旁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肖峰教授及硕士研究生姜川指出，新世纪以来，新闻媒体每年进的人大多数都是非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新闻专业培养新闻记者和新闻编辑的不可替代性在新时期受到了威胁，因此新闻教育界应当着力发展新闻特色教育，学习和借鉴美国FB体育、英国、日本等新闻院校与媒体联合办学的体制，发展新闻特色教育，面向新时期的新闻传播媒体，培养和输送新闻评论特长生和新闻传播特长生。同时，还要适应国际新闻传播的新形势，为了让中国的声音更响亮，培养纵论世界风云的新闻传播高级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焦中栋分析了我国报业在地区发展上明显存在的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两极分化现象，以及在报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三个世界”的明显差异，指出协调地区间的报业发展，必须打破地区壁垒，形成统一、开放的现代报业市场。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系沈正赋教授针对《新闻采访学》这门新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提出讲授这门课程应当重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要掌握和研究新闻采访学的系统理论；二要注意学习和收集优秀新闻记者的采访方法；三要重视自已的新闻采访实践；四要重视和研究新闻采访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关注新闻采访工作在当下媒介生态环境中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趋势等。同时，《新闻采访学》在目前的教学改革中主要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教师的学历与从业经历之间的矛盾；二是教材内容相对陈旧与媒介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三是教学方法上的理论知识传授与采访实践之间的矛盾。新闻学教育工作者应从新闻采访理论与实践之融合的角度，来探讨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教学创新。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高金萍副教授分析了近年来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变革的现实原因，以伊利诺依大学媒介学院的发展为例，剖析了十年来这种教育变革从理论探讨到现实实践的历程，认为目前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摆脱了脱离实践的空中楼阁式教育，其目标是更加广泛地深入到媒体实践、社会实践中去，不仅教育学生，而且干预、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培养能够承担社会责任、构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云泽研究员通过对从2001年8月北京申奥成功以及到2008年9月北京奥运会结束期间，5份报刊的1462份报纸的负面新闻报道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报刊上负面新闻报道的数量变化先增后减，自然灾害类的负面新闻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在各类负面新闻中，“体制类负面新闻”占四成以上，说明我国报刊的负面新闻致力于挖掘社会敏感问题。由此提出：报刊上负面新闻报道把控的收紧，会更促使民众将敏感问题诉诸于互联网，而在当下对互联网法制措施滞后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将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不良影响，甚至在互联网上形成偏离与主流媒体之外的社会议程设置。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闻系钟克勋副教授认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专业膨胀过快，办学泛滥，使得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出现了种种缺失，教育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因此遭到社会的诟病。新闻教育事业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必须正视自己的问题，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消解办学中的一些误区，走出新闻教育受汉语言文学束缚的困局，使新闻传播教育尽量靠近社会实际，按照专业规律稳步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新闻事业人才。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陈秀云副教授指出，当下的新闻教育中从招生到培养的整个过程都存在着功利倾向，功利倾向的后果是一些新办院校新闻专业培养出的学生对于新闻缺乏正确的态度，没有价值感和责任感，不能承担起工作所赋予的使命。因此，当下新闻教育必须纠正这一错误倾向，把应用性和理想性并重，这样才可能造就满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所需要的新闻人才。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骆正林讲师在对国内外新闻教育的各种模式进行详细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传播的时代，新的、变化的新闻信息传播环境要求新闻学教育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培养出更多的跨专业复合型的新闻人才，而跨学科培养复合型新闻人才，将是中国新闻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黄建友讲师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全球性趋势，而外语类院校新闻专业国际化也是必然选择。外语类新闻教育在推进全方位国际化之时，首先应该着重推进新闻教育教学理念的国际化，即引进国际新闻教育重实践、重专业精神与通识教育和注重媒介发展的最新动态的理念，同时加强外语与双语教学，分层次、分步骤地实现国际化，这样的国际化才是现实的、可能的。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讲师针对词源学者的“新闻学”词源出处（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100册）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考证，认为由于中日文同文同形的原因，汉语“新闻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松本君平在1899年12月出版的《新闻学》之中；且通过日本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创办的中文刊物，如《译书汇编》、《清议报》等，“新闻学”一词跨越重洋，来到了中国，推动了新闻学学科兴起的萌芽。从上世纪20年代起，以“新闻学”命名的学术团体、教育机构、学术著作和期刊纷纷成立，最终奠定了中国新闻学学科的建立根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发展，“新闻学”完全取代了“报学”。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莫林虎和王晓乐讲师总结了中央财经大学财经新闻专业近几年来吸收国内外办学经验，依托财经学术优势和地缘、人脉优势，走出财经新闻教育的新路径的成功经验。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陈俊妮讲师将二十年来我国新媒体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阐述了新媒体研究话题的纵深发展，同时提出在新媒体研究过程中存在的观点雷同、缺乏对他人研究的思考以及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交流、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存在伪前瞻性研究之嫌、缺乏持续性追踪研究等五方面的问题。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李劲松助教通过对国内外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的分析，以及借鉴其他应用型学科的教育经验，提出只有走“产、学、研”一体化的新路子，才能塑造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备专业能力的应用型新闻人才。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刘艳婧助教认为，创建品牌能够充分调动学科教学、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出可以在新闻学科建设中引入品牌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借用市场营销学中的品牌管理方法推动新闻学科建设的不断进步。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1986年10月，重新组建于1999年11月，2000年9月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任主任为蔡雯教授FB体育，执行主任为王润泽教授，副主任为许向东教授和李彪教授。下设11个研究所，分别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舆论研究所、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公共传播研究所、新媒体研究所、新闻伦理与传媒法律研究所、现代广告研究所、网络舆情研究所、未来传播研究所、媒体技术研究所和媒介心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