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体育大公报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今年迎来出版一百二十周年。大公报著名记者张高峰之子、原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张刃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大公报由一张地方报纸逐渐发展为全国舆论重镇，以“爱国”为底色，本人民立场，倾报国情怀，记录跌宕国运，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报业唯一跨世纪的“金字招牌”，大公报培养一大批杰出新闻人才，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萧乾、徐盈、子冈、朱启平、张高峰、吕德润、徐铸成等名记者群星闪耀。纵观近现代报业史，鲜见如此“大公现象”。
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其中一百〇八个中国新闻界名人的辞条，属于大公报的名人占了十二个。另一部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编辑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为六十位大公报记者立传。中国新闻史上亲临现场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中国记者、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个深入边区采访的内地记者、“二战”期间长驻欧洲的唯一中国记者，都来自大公报。
大公报缘何人才辈出?张刃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识人”，大公报用人不计学历、不问出身，唯才是举。许多名记者都不是新闻科班出身，有的甚至没有大学学历，都是借助大公报这个平台成才的。譬如，范长江、子冈都没有读完大学，徐盈、吕德润、张高峰虽然大学毕业，但分别学的是农业、财会、历史，朱启平先是学医后来改行，他们都热爱新闻工作，有追求，肯努力，才成就了自己。
张高峰生前回忆加入大公报时的情形说，当时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与大公报没有任何人事关系，完全靠投稿被录用。而且还未“转正”时就向报社提出，希望发给他一个只给正式记者的“收报人付费新闻电报凭照”，没想到报社居然破格同意，这使他越发珍惜，愿意努力工作。
大公报为记者的成名创造了必要条件，他们也为大公报的辉煌作出了贡献。一九四三年初，二十四岁的张高峰被大公报派赴中原前线，采访并发回通讯《豫灾实录》，揭露河南遭受“水、旱、蝗、FB体育汤(恩伯)”四灾的悲惨情景;王芸生据此配发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当局，处罚大公报停刊三日，震动大后方，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段公案。正是这篇著名通讯，让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饥荒留下了历史痕迹，也成为新世纪电影《一九四二》的原始素材。
张刃说，“大公报独特的采编运作方式之一，就是充分尊重和信任记者，包括采访、写作任他们信马由繮。”他还介绍了两个掌故：一是有人曾问王芸生“大公报怎样保证记者采写出好新闻”，王芸生回答三个字：“发路费。”二是有人问他“大公报怎样培养记者”，王芸生回答还是三个字：“撒手干!”可谓言简意赅。此外，大公报还有一项独有制度──除非有重大差错，对记者的稿件一般不做修改而照登，意在尊重记者的劳动，保护记者的积极性。譬如记者子冈写稿从来都是龙飞凤舞，很难辨认，这对编辑的耐心和精心也提出了很高要求。
张刃自幼生活在津京两地的大公报“圈子”里，熟稔大公报的许多人和事，并且与大公报多位前辈都有着长期的联系交往。他说，徐盈、子冈夫妇都是地下党员，但在工作中始终保持记者本色，他们在报道中抨击倒行逆施，揭露，在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即使在晚年，他们在与张高峰的通信中，谈得最多的是工作，是真实记录历史，是为百姓发声。
“强烈的爱国情怀，几乎是大公报人所共有的。”张刃提到，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几度迁移，天津馆、上海馆、汉口馆、香港馆、桂林馆相继毁于战火，但报纸宣扬抗日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直至抗战胜利。周恩来总理一九五八年谈到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最先肯定的就是：“它是爱国的”。
通过梳理大公报原始资料，作者以知情者的视角，对与大公报相关著名人物及著名事件进行独具特色的解读。
张刃整理的张高峰生前遗稿，穿插其报道、笔记、书信摘录以及谈话，通过张高峰“自述”的方式，记述大公报记者生涯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记者所发新闻稿，记述从日本投降到北平和平解放的社会万象，辨析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与办报特色。
《北平电话》的姊妹篇，以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大公报常驻东北特派员报道为主干，还原从抗战胜利后东北接收到辽沈战役结束期间的历史场景。
以《大公报》在解放战争期间(除北平、东北之外)的社评、报道、记录为主要内容，透析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的历史时局和社会民生。
在中国新闻史上，大公报以独具特色的“文章报国”办报实践而声名远播。张刃认为，称大公报为“晚清以降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并不为过。大公报内容之丰富，涉及之广泛，犹如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其中佳作众多，名篇报道至今仍光辉闪耀。
张刃提到大公报名记者的作品如数家珍，如吕德润的《随B-25轰炸机轰炸记》、朱启平的《落日》、曾敏之的《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等，都是大公报曾经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篇目。
《随B-25轰炸机轰炸记》记录了吕德润一九四四年八月登上中国空军执行轰炸密支那敌人大仓库轰炸机上的生死体验;《落日》是朱启平在密苏里舰上记录的日本投降仪式的历史性一幕;《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是曾敏之在国共和谈行将破裂、内战阴霾笼罩中华大地之际对周恩来专访，让国统区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形象;《重庆百笺》是彭子冈在重庆采写的近百篇刻画社会生活、揭露统治黑暗的通讯报道，后来公认为是可以与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相媲美的传世之作。FB体育
张刃说，FB体育社评、通讯、星期论文之外，新闻专电也是大公报的一大特色。所谓专电，是报社派驻各地记者通过无线电报的形式向编辑部发回的当日新闻。新记大公报时期，新闻版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专电，最短的只有二三十字，最长的不到三百字，报道各地的最新动态和相关消息。
“通过专电刊出的时间，可以想见，记者是随时随地在抢新闻，不断地追踪、补充，不停地向报社发回电报。”张刃表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线电报是最快捷的信息传播方式，报纸通过记者的新闻专电迅速及时地发布新闻，抢先手，占独家，以此赢得读者。报人对事物的观察、细节的捕捉、对材料的取舍和新闻背景的运用以及对新闻价值的判断，FB体育以及职业新闻人的素养与功力，都在短小精悍的专电能够得以体现。
新闻专电强调“即采即发”，有时为了更快捷、抢发新闻，还需要记者自己译成由阿拉伯数字组成的电码，FB体育直接交电报局拍发。张刃说，他儿时就见到过父亲自备的电报电码本，“想想那时没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所有稿件都要手写，还是竖行繁体字，可见当年做记者很不容易。”
张刃十七岁到山西“插队”，从下乡知青到车间工人，再到机关干部，人到中年却辞去公务员职务，“子承父业”做了新闻记者，直至退休。他回顾自己的经历，认为“做得最好、最适宜的”就是二十多年新闻生涯。
张刃说，张高峰走上新闻记者之路有两个背景。一是青少年时代眼见国势颓危，人民困苦，立志发声报国;二是得益于邹韬奋、范长江两位的鼓励。一九三八年他与两位先后交往，并且加入了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从此走上新闻之路，才有后来的加入大公报。
关于大公报人对他的影响，张刃回顾说，大公报诸前辈晚年为文，对文章依然“斤斤计较”精益求精，时间、人物、地点、背景和事情的来龙去脉，某个细节不弄清楚绝不轻易放过。“他们年轻时在大公报养成的习惯和作风，保持了几十年。”
记者问及张高峰晚年生活，张刃说，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伏案的身影。一九七六年之后，张高峰重新工作，编辑文史资料之余，恢复了给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和文汇报写稿，几乎每天都在写，一直写到他生命的终点。“记者是可以干到拿不动笔为止的职业”，这是父亲说过的让他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
退休以后，为了研究大公报，张刃整理了父亲留存的文稿、书信、笔记、剪报，查阅北京、重庆等多地图书馆保存的大公报，一些抗战时期的报纸因为材质差如今已薄如蝉翼，只能翻阅缩微胶片，拍照后逐字誊写，累计近二百万字，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多本有关大公报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