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体育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于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7周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发文悼念李政道,追忆他与中科大少年班创立的历史渊源FB体育。文章介绍,1979年4月20日,李政道第一次来到中科大合肥本部的校园,见到了少年班师生。此时距离他提出“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选拔培养”已经过去了五年。李政道对这些少年们的成长十分关心FB体育,提出了许多意见,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
1979年,李政道与夫人为少年班题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微信公号“墨子沙龙” 图
早在1972年,当李政道和夫人第一次回国时,便发现当时的大学和研究所有一种轻视基础科学特别是理论科学而重视应用科学的倾向。与此同时,理论人才的培养也出现了断档问题。不过因为交流时间有限,他并没有把这些想法与交流。等到1974年再度回国时,他在上海看到芭蕾舞演员几乎以脱产的方式进行训练,这为他提出人才培养的建议提供了灵感。李政道想:难道基础科学人才还比不上芭蕾舞人才吗?
1974年5月,李政道在《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一文中提出:“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可参照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所以这份建议真正的意思是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那样进行培养。
对此,中科大上海研究院发布的文章评价,今天的报道中将少年班的设立描述为“在李政道的大力倡导与热心支持下”的成就,将这份建议理解为李政道对创建少年班的建议,实际上是弱化了李政道对于促进中国物理发展的良苦用心。李政道后来也回忆道:“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
整个建议书中都在谈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基础人才,但是最后落实且影响最大的却是这一李政道所认为的“小的建议”。实际上,即使少年班也是在各种机缘巧合才成立的FB体育。
李政道当时对基础人才培养的建议还有一条是能否在大学之外进行培养。因此,在1975年FB体育,中科大为了落实李政道的方案,准备创建理科中学,不过因为当时形势的变化,这一计划并未落成FB体育。直到1977年,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社会上对人才快速培养的期望日益增加,一批学生被大学破格录取,但是仍有一些学生年龄较小不适合直接进入大学,中科大决定参照理科中学的模式开设预科班,作为安置这些学生的临时方案。1978年3月8日,预科班开学,开学前几天,预科班被改名为“少年班”。
1984年,李政道与中科大少年班师生合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微信公号“墨子沙龙” 图
少年班成立之后,媒体对少年班的宣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实际上又推动了社会推荐人才的热潮。虽然第一批少年班给中科大的教学与管理都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一些老师甚至不建议继续开设少年班。在如此情况之下,中科大对少年班的招生与培养方式进行了讨论,决定实行“高考初试+复试+口试”的招生办法。在培养方式上,少年班的学生将遵循本科教育的标准和要求。自此,本科性质的少年班才得以成立,中科大也开创自主招生的先河。
中科大上海研究院评价,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高能物理以及少年班这三个80年代初的工作均被李政道涉及。如果称这些功绩改变了中国一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这三项工作在中国物理史上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自此之后,少年班成为李政道心中的牵挂。2023年,时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成立45周年,李政道亲笔题词:“庆贺科大少年班45周年”。
今年5月22日,李政道之子李中清以香港科技大学言爱基金社会科学讲席教授的身份应邀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学术报告,题为“中国的第二次无声革命:1920-2020年中国顶尖大学生与顶尖学术研究者的比较”。本次报告由中科大少年班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
会上,中科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及科技人文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石云里代表与会师生对李中清教授的父亲李政道先生为中科大少年班创建及我国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由衷感谢。
中科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发文介绍,在此次讲座中,李中清教授及其团队包括他的报告合著者左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通过比对近代以来我国顶级学者与精英学生的社会来源,考察地理区位、经济政治等因素对我国人才成长的影响,以图表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1952-2022年我国顶尖人才的社会来源分布。研究认为1977年后,我国的顶级学者更多来自于农村地区而非城市,且我国顶级学者与精英学生出身于弱势背景的比例较其他国家更高。研究以翔实的材料,力证我国教育领域的二次革命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发展提供借鉴,弥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讲座中李中清教授通过穿插研究过程中的趣味故事与历史史料,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对社会开放性的积极作用。